日子过得慢，春天刚把田埂上的野花吹开，我就开始掐着指头算。那时候不像现在，超市里随时能买到粽子，那时候的香甜，是要靠盼的。

母亲包粽子的前几天，是我最难熬的日子。她把糯米淘洗干净，倒进大木盆里泡水。那白花花的米粒，在水里像一群顽皮的小银鱼，看得我喉咙发紧。

母亲一转身去拿粽叶，我就像只偷油的老鼠，“嗖”地窜过去，抓起一大把生糯米就往嘴里塞。那米又硬又生，嚼在嘴里咯吱咯吱响，带着一股清甜的草木气。我正嚼得起劲，母亲猛地一回身，我吓得一激灵，赶紧把剩下的米粒攥在手心里，假装是在帮她搓米。

她一眼就看穿了我鼓起的腮帮子，抄起擀面杖在我屁股上轻轻拍了一下：“小讨债鬼！生的也敢吃，不怕把肚子吃炸了？”

我一边捂着屁股跳开，一边嘴硬：“我这是在帮糯米按摩呢，不揉揉它，它待会儿不肯变软！”说完，赶紧把藏在手心的那把米粒往地上一撒，溜得比兔子还快。

除了这顿“违规零食”，最让我惦记的是那颗咸蛋黄。家里的鸡蛋、鸭蛋都要攒着，平时那是金贵东西，专门留到端午才舍得煮。我每天跑去看那个装着盐水的坛子，问外婆：“好了没？好了没？”外婆总笑我：“急啥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”

好不容易熬到端午那天，母亲把粽子煮好捞起来，那个冒着热气的三角团子就是我的全世界。剥开层层粽叶，那颗流着红油的蛋黄就是我的专属奖赏。每次都要把嘴角吃得黄澄澄的才肯擦嘴。

除了吃的，最让我心安的，是端午前夜外婆熏的那把艾草。

山里的蚊子又大又毒，平时晚上刚躺下，耳边就跟开飞机似的。但端午这天不一样。外婆把白天挂在门上的艾草和菖蒲收下来，在堂屋中间点着了。

那烟不呛，是一种很冲的苦香味儿。外婆像个老巫婆一样，举着那束冒烟的草，在各个角落里挥舞。烟雾顺着房梁飘上去，把那些藏在阴暗处的蚊虫全赶跑了。我就坐在小板凳上，闻着那股越来越浓的苦味，心里却踏实得很。那味道钻进鼻孔，像是给全身穿上了一件隐形的盔甲。

如今山还是那座山，艾草年年绿，超市里的粽子琳琅满目。但我总觉得，那些真空包装的甜味里，再也找不到当年那个蹲在木盆边、偷吃生糯米的我了。

那时候盼端午，盼的是那口生米的清甜，盼的是那颗流油的蛋黄，盼的是那种哪怕闯了祸也能被原谅的底气。

那种扒着灶台边沿，眼巴巴等着粽子出锅的心跳声，后来再也没有了。